自从1904年5月“中国第一商会”成立以后，各地兴起了创建商会的高潮。据资料显示，同年，全国就产生了22个新商会，此后，从1905年到1912年之间，商会已普及到了除内蒙古和西藏之外的全国各省区，总计已达到969年，在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商会几乎普及到了每一个县级以上的城镇。
1912年，在海外由华侨商人在华侨集聚的地方建立的商会，也已达到了39个，分别分布在日本的长崎、大阪、神户、横滨，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加拿大的渥太华、温哥华，俄国的海参崴、伯利、双城子以及墨西哥、巴拿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重要商业城市。这些海外中华商会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不少声名卓著者，为当地的华商经济和所在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虽然，近代的中国商会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猛，在短短10年的时间内普及了全国各地，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会发展史上所没有的。如湖南从1912年的15个增加到57个，陕西从4个增至19个，甘肃从7个增至43个，海外中华商会也增加到了58个。截至1918年，全国商会总数已近1500个。
在西方，商会是各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因而也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先进的工商组织形态，而且行之已久，成效显著。事实上，中国的商会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迅速的成功，是中国的绅商和部分开明官员在对西方商会的了解和商战中逐渐认识到建立本国商会的必要性，并借鉴西方商会的模式设计了中国商会的模式，从而缩短了对商会作用认识的时间，也省却了商会组织的完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还表现为中国在商会建设中，从一开始就参照西方的有关法规制定了中国的商会法规。不论是1902年盛宣怀饬令上海各业商帮董事组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时制定的“暂行章程六条”和“事务条规”，还是1915年12月制定颁布的《商会法》，都是通过借鉴、参照得来的“中西结合”的“法宝”。而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既以法律的威力推进了商会的建设速度，又规范了商会的建设活动，使整个商会建设活动快而不乱，广而不杂，这也正是商会建设相对比较顺利而快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建设中，大多数事情都是先干起来，当出现问题后才去制定有关法规，加以规范，往往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如先有公司，后有《公司法》;先有交易所，后有《交易所法》等等。像商会建设那样，先有法规后有行动的事情实属少见，如果不移植西方商会建设的先进经验，中国的商会建设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取得成功的，也不可能使商会组织形态的健全一步到位，并与世界接轨。可以说，近代中国移植西方商会建设的先进经验，不仅使中国的商会建设迅速成功，而且也加强了中国与列强进行商战的能力，真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成功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