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因商而聚，竞争层面多样化，里面的“利益之水”也相当深厚。这其中，谁该主导，谁应受益？
一些商会下面出现了许多分支，各级分会门类繁多；一些商会多年来会长就没有变过；一些商会的财务账面剪不清，理还乱……
“商会本身是有内部竞争的。”北京陕西企业商会会长冯仑告诉本刊记者，同时，商会之间也在互相交流、学习，暗地里比学赶帮，以期“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关系”。
记者深入了解商会之后发现，商会实际上是个充满很多利益瓜葛的团体。商会因商而聚，竞争层面多样化，里面的利益之水也相当深厚。
商会与分会之间，商会与企业之间，会员与商会之间，商会的运作人员与会员之间，商会与政府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而又微妙，形成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谁该主导，谁应受益？商会本身的会费每年有相当的盈余，而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这些钱到底怎么花，怎样保证透明公正监管到位，如何把各层利益关系摆平，向好的方向发展将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商会未来发展的根基问题。
这其中，夹杂着历史遗留原因，也有当下的执行力问题。
总会“集权主义”分会“分权制之” 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点
现下，更多的商会，总会与分会之间，总有那么一些拧在一起的结。由于一些分会是独立运作，加之商会的地域特征明显，一些企业重复入会，就得交几份会费。
“中国的很多人都有一种自立为王的心态，不想比别人低，把这种关系理顺了，后面才好管理。”福建商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坦言。
如北京华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华，本身是陕西商会的会员，同时又是榆林分会的会员，所以华业公司交了两份会费。出现这种交叉线，也较为正常。
在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晓红教授的调研中，也碰到了此类情况。据她介绍：目前总会与分会之间，会费管理以三种方式并存。第一种，总会、分会之间相互竞争，结果是重复交会费；第二种，总会和分会之间分成，这样可减少会员负担；第三种，经过协调，由其中一方收会费，另一方在对方活动时给予其他非财务支持，如总会给分会制定一些指标考核管理等等。
会费怎么交，如何规划，总会和分会之间是怎样一个权重，都显示出各种非可控性。而这不过是总会与分会之间冲突的最简单表现。
权力比例如何调配，分解还是集中，在各层利害关系面前，独立的财务大权显得甚为重要，各商会内心里都暗藏了一些“小九九”。总会与分会之间，总有那么点故事要发生。大部分的商会，都不太鼓励下面成立分会独立出来。尤其是对于一些小的商会来说更甚。北京江苏企业商会常务副秘书长方乙芳便对记者表达了分权的忧虑。广州商会也是如此，上面想压制分会的成立，下面却想跳出来。
“按照社团条例要求，分会的财务需要由总会统一管理。”据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秘书长张亮介绍，福建、浙江等不少分会都已经独立运作。陕北的榆林分会实际也在独立运作，但碍于现行的管理条例，却不能注册独立法人，没有独立的账号。
对此，朱晓红倒表示乐观，她认为商会想独立，竞争放开并不一定是坏事，可以给企业一个选择权，作以比较，看哪级商会服务更好，“也迫使商会自身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吸引会员，可以促进各级商会更好发展。”
“他们（分会）独立运作，有问题我们去帮忙”，据福建商会介绍，福建总商会下面的各个商会每年也都有一些庆典或活动，届时，总会也都会去帮忙。由于加入各级商会全凭自愿，因此，有的人既在总会担任职务，同时也在分会担任职务。“分会里更容易抱团，所以他可能会加入到分会去，为了扩大交流合作的平台，再由分会推荐人选给总商会，因此总会和分会之间就更加强融合。”呈现出较为合理的金字塔形式，或许，这是目前商会总会与分会好的布局之一。
商会下面是否成立分会，与商会本身的边际规模也息息相关。一些分会成立本身比总会早，而若是总商会队伍过于庞大，不能再保证对每个会员进行点对点服务，那么，在总会下面，为了寻求一种归属感而成立的分支、分会将尤其多。
由于福建总商会建立较早，队伍发展起来，也就非常乐意和帮助下面成立分会。他们开先例，经过多方协调，申请成立了北京市第一家“总商会”，下属分支机构统称“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XX商会”，更加捋顺了总会和分会之间的层级关系。发展分会对于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来说成为了一个必须的需求。福建总商会把“总会活动，分会参与；分会活动，总会支持；总会资源，分会共享”这项宗旨写到了商会的简介里，基于此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宽泛。
会长、秘书长、工作人员、会员谁最大？ 商会顾得了这厢顾不了那厢
福建商会的一个会员企业今年来一直感慨万千，他庆幸自己参加商会交的会费“值了”，因为该公司身处商会其中受益匪浅。会员企业们被商会带领着到外地去考察，连差旅费都是商会所出，物质和人文的关怀堪称到位。
而这，不过是商会身临各种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网络中一隅的情形，是一个向好的典型。以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讲，商会许多时候显现出来的是一个多维度、多方利益的博弈。会长、工作人员、会员的利益在有些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平衡。
实际上，如何确保会员单位的利益，商会与会长的关系一直以来较为微妙。许多商会的会长多是由会员中的龙头企业负责人担纲，商会的工作人员也是由龙头企业的负责人指定的人来担任，商会也期望借助强大的会长力量集结更多的人气、资源，等等。但事实并非理想中那般美好。
龙头企业领导人担纲不自觉地会形成“内部人控制”。“很自然地，就会把企业自身的利益当作协会的利益来看待了，”朱晓红对记者指出，“然后就会出现龙头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矛盾，等等各类问题。”
商会与商会之间，商会与企业之间，商会与工作人员、会长、会长单位之间，商会里外，各个主体之间，关系甚是错综复杂。商会间相互竞争，比学赶帮，商会与企业、与工作人员、会长、会长单位之间相互磨合，不断成长。这种多方利益的摩擦与博弈，成为一种必然。
类似情况在世界各国历来如此。只能是完善商会内部治理结构，多方面以求制约制衡。若这届会长只为自己企业谋福利，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下次就将落选；若这届秘书长的做法不合理，商会在财务账务上有很多不透明的地方，商会收取的会员费用盈余去留不合理等等，监事就可以提出问题。
目前，中国大陆的第三部门及其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作为商会本身，如何平衡好各方利益，加强自身建设，更好监管、运作都是摆在面前的重中之重。要把各方利益摆平并非易事，也并非一朝一夕一人之能事。找到这其中的平衡点，对商会本身来说，也难以一蹴而就。在朱晓红看来，商会作为利益协调的重要主体，学会协调各界利益，需要过程。涉于深厚的利益之水里，只能是习水性者生。
政会必然要分开 拨开盘根错节的利益网
多年以来，福建商会一直都很注重积累自身的顾问资源，慢慢发展成了一百多人的顾问团。这其中，尤以政府顾问居多。
政府顾问多了，自然办事便顺利起来，有些时候，企业会给商会写信，直接借助政府资源解决问题，一些时候，事情甚至可以在饭桌上解决。作为商会本身，也乐意去发展政府顾问资源，以期这部分的关系能带来更多便利、优势。
也正基于这种驳杂的利害关系，多数商会更愿意和政府捆绑在一起。目前，也有一些商会的负责人还是由政府人员担纲。比如，黑龙江商会秘书长徐维新，本身也是黑龙江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处长。“（黑龙江）商会是我张罗起来的，他们不让我走。再者是还没到关键时候。”徐维新说。
但眼下，福建商会存在的问题是，地市商会、县区商会，因为没有法人资格，有一些并没有挂靠在总商会这边，“因为北京市工商联也接收，如木业家居商会、安溪商会直接挂靠过去了”，如此这般，使得福建总商会管理起来便颇有难度。
采访中记者发现，上述现象一直以来都不鲜见，工商联也愿意接收这些商会壮大自身实力。挂靠政府背景，这样，国内的商会办事也较为方便。但实际上，商会的管理也混乱起来，没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商会与政府之间，实际上也存在着层层叠叠的利害关系。商会与政府的关系，需要财务的公开透明来辅佐。但眼下一些商会，代表不了商人的利益，更多代表了政府利益。
商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政府不能干预得太多。朱晓红直言：“协会、商会是什么，是会员基于共同利益而自愿联合的互益性团体，它是自治的。如果政府过度干预，商会和二政府有什么区别呢？
现在世界上的商会分三种：英美模式、德国模式，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模式。据朱晓红介绍：英美国家，相对来讲属于平行式，政府对协会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松散式的管理方式；德国等大陆法系的国家，商会协会和政府的联系非常紧密；是半松散半紧密的管理模式。
目前中国商会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比如又政府主导。如此做法，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利益协调上来得更得心应手，但实际上对商会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若不独立办会，商会代表的是谁的声音？
“行业协会、商会，一定是有它自己作为一个组织的社会责任的。商会特别是异地商会，相对政府来讲，它也是政府管理企业的一个抓手。”朱晓红表示。政会分开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务院36号文件明确提出了政会分开，协会的领导不能再由政府人员来兼职，未来应更规范化。
这一趋势目前在广东州、北京等地已经分开得比较彻底。但对于本和政府捆绑 在一起的商会，再实现政会分开，就会出现脱钩问题。保证商会自身能独立办会，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目前对协会、商会的管理方式，采取了双重管理体制，入口管理严格。但登记以后协会怎么存在和发展，也就听之任之。
近几年来，各地政府开始了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尝试，如取消业务主管单位，如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评估监管，“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完善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阶段。”朱晓红说。
中国以前对协会、商会的管理方式，采取了双重管理体制，入口管理严格。但登记以后协会怎么存在和发展，也就听之任之。近几年来，政府开始重视后期组织的管理，“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完善创新的阶段。”朱晓红说。
随着未来政策的开放，商会把各种利益关系捋顺的路子也就更为清晰，拨开盘根错节的利益网，轮流制、政会分开、一地一业一会……未来将趋于现代化、多元化，商会将是未来社会治理网络中的一个重要主体。
